在中國的官員序列中,仇和是個渾身充滿新聞的人物。近日,昆明市委書記仇和推廣“外語新政”,要求昆明市公務員必須學習5門外語,同時掌握計算機和普通話。這3項水平的高低都將作為公務員升遷與考核的憑據(jù)。(《廣州日報》8月4日)
不知道這算仇和的第多少項“新政”。此前,有資料顯示,主政昆明僅10個月,仇和就變革了當?shù)氐?89項制度。當然,這其中,多數(shù)是糾正以往見慣不怪的陋習,似這般“外語新政”的別出心裁也屈指可數(shù)。
在此番令人瞠目的舉措后,公眾更為關(guān)心的是,昆明那么多的公務員集體學習外語有無必要?進而是,在這么短的時間內(nèi),公務員外語水平究竟提高得如何?對于心存芥蒂者來說,這種隱而不發(fā)的潛臺詞即是,昆明的舉動算不算另一種政績工程?
對于以仇和為代表的強勢派來說,人治還是法治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。在他們身后,這種帶有濃厚個人色彩的新政能走多遠,常常成為衡量其變革是否成功、是否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標尺。不可否認,新政之路不僅取決于高層的關(guān)注和肯定,某種程度上,還決定于繼承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把前任的做法維系下去。
縱觀中國歷史上的變革,人走政息,似乎成了改革者揮之不去的夢魘和魔咒。以至于,改革只是改革者的獨角戲。于是,如何讓新政制度化和法治化,不因人事更迭而反復,就成了改革者夢寐以求的課題。
從公開政府官員的電話號碼、辭退開會打瞌睡的縣招商局副局長,到要求直播市委全會、昆明官員工作實現(xiàn)“716”(即每周工作7天,每天工作16小時),再到招聘40名經(jīng)濟學博士到昆明任副縣長和強推“外語新政”,仇和新政的出發(fā)點和落腳點始終如一地落在“人”上。盤活現(xiàn)有的人才存量,激發(fā)公務員的潛能,成了仇和的著力點。
“政治路線確定之后,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。”一個好牌手,一定是在規(guī)則允許的范圍內(nèi),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牌的選手。公務員學外語,能否最終達到“為加強與周邊國家合作”的目的,有待觀察。但最起碼,學習成績影響升遷的硬性規(guī)定,已然起到“戳了官員們的懶骨頭”的鯰魚效應。
這種意在治“懶”的外語新政還體現(xiàn)在,被要求學外語的公務員年齡在50歲以下;經(jīng)貿(mào)、商業(yè)等部門要求精通越南、緬甸和老撾等幾國語言,其他部門是熟悉。每種語言掌握100句話只是熟悉而已。(《南方都市報》7月22日)和市容建設、GDP產(chǎn)值相比,“外語新政”的政績量化值無疑要黯淡許多,“為他人做嫁衣裳”的味道更濃一些。
“取乎其上,得乎其中;取乎其中,得乎其下;取乎其下,則無所得矣”。說到底,變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。而人治能否成為法治,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法治,不但需要有人做出人治的試驗,成為變革的先行者;而且還需要更多的人認可和接受這種人治,做變革的跟從者和推動者。從這個角度出發(fā),昆明“外語新政”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觀察的好樣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