令蘇小明終身難忘的這個考試終于結束了。11月29日下午16點35分，她隨著人流走出2009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北京的某考場。她打算乘地鐵從南四環(huán)回到北四環(huán)，也許中途還來得及去理發(fā)。
“可能可以過線吧。”蘇小明漫不經(jīng)心地接了個電話。電話另一頭，是她的父親。和很多家長一樣，蘇父對于國考的重視程度，不亞于第二次高考。
事實上，22歲的北京大學大四學生蘇小明更喜歡外企生活，“穿著寶姿套裝，背著coach包，也許還可以對著PPT講講提案”。她個頭不高，愛思考，黑框眼鏡背后是大大的眼睛，臉上還有痘痘。
在參加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的105萬參考者中，她只是其中一個。
“大家都去考了，我們不考，心里不踏實”
走國考這條路并不容易，如果排除運氣因素，大多數(shù)人需要準備幾個月。不過和蘇小明不同的是，她的室友林淘淘自詡為跟風。開考一周前，她才從學校的二手圖書市場上，買了幾本國考參考書。
這幾本國考寶典，同時是她的男朋友劉歡的參考書。這對大學生情侶，有時壓根兒想不起來還有“復習”這回事。他們常常奔波于外企、國企宣講會。至于為什么要參加考試，他們回答得更是漫不經(jīng)心，“大家都去考了，我們不考，心里不踏實。”
甚至，在去考場的路上，林淘淘還在猶豫是否轉頭回宿舍睡覺。她穿著紀念邁克·杰克遜的T恤，在地鐵里被擠成了一張大餅。她問蘇小明：“我們要遲到了嗎？”同行的蘇小明著急地看了看表，幸好還有半個小時。事后，林淘淘在博客里寫道，“其實，如果那個時候只剩下10分鐘，我會立刻掉頭回學校。”
林淘淘說，班上30個同學，幾乎全報名了國考。她再次睜大眼睛強調(diào)，“我不報名，就顯得另類了”。班上的同學組織過幾次小組練習，并且，為了提高命中率，他們在報考單位時也經(jīng)過協(xié)調(diào)分工，“力爭排除窩里斗”。據(jù)說，去年某部委面試時，名單上5個人，有3個都是蘇小明上一屆的師兄、師姐。用劉歡的話說，這叫作“玩，也要認真玩”。
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數(shù)。在某大型網(wǎng)站上，他們甚至有自己的群落，叫做“國考炮灰”。據(jù)說，這群人的第一標志是，參考書基本都是二手的，上面涂滿了前任留下的叉叉，“為國考買新的參考書，太浪費了”。此外，僥幸心理是他們共同的特征。
最近的一次寢室臥談會上，陶韜對著宿舍兄弟宣布，要是我不小心考上了，我就請大家吃金錢豹。
“哈哈哈哈。”宿舍里一陣哄笑，誰也沒把玩笑話當真。
不過，自嘲為家庭壓力所逼而跟風的蘇小明還是有些懊惱。她準備了三個月，但感覺并不是太好，甚至到最后關頭，還剩下20道選擇題“連看都沒看清楚”。“俗話說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但這次考試，我似乎白白付出了許多”。蘇小明在MSN的簽名檔里寫道。盡管不喜歡做公務員，但她承認，如果“跟風考上了，那可能也是多一個選擇”。
“這次沒辦法了。省市公務員考試的時候，你要考得好一點，要多練習。”電話里，蘇父用低沉的嗓門叮囑著。
“要等發(fā)達，可能得十幾年吧”
“選擇怎樣的生活，在做任何一個決定之前，你都應該考慮清楚。”竇豆鄭重其事地在博客里寫道。上一年，她是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為數(shù)不多考上公務員的學生之一，也是蘇小明的同鄉(xiāng)師姐。
這是一間火柴盒式的小房間，墻皮已經(jīng)開始剝落。竇豆和她的幾個朋友合租了這套三室一廳。床頭貼的畢業(yè)照片開始褪色，當時的榮光似乎已經(jīng)遠去。雙休日，她都會默默地用電磁爐，煮上一鍋方便面。當然，大多數(shù)時候，她會在面里加上一個雞蛋。她最大的休閑，就是上當當網(wǎng)買特價打折書。她的消費很少，遇到商場打折，才會下狠心買件過季的大衣。
這是很多新出道的小公務員們的生活。竇豆考上的部門是個“清水衙門”，一個月2000多元錢，除去房租700元，剩下的錢在北京維持生活并不容易。
不過，讓她欣慰的是，過年過節(jié)還能發(fā)一些月餅、蛋糕，“這樣至少可以拿回家，做做人情”。在她家鄉(xiāng)，一個河南的小城，竇豆是父母口中的驕傲，“吃上了皇糧的”。甚至連蘇小明的父親，都會不辭辛苦地找到竇豆的聯(lián)系方式。他希望竇豆能在國考這個問題上，給蘇小明一些啟示。
經(jīng)常有這樣的故事，拼命要達成的目標，到最后發(fā)現(xiàn)不過如此。竇豆寫給蘇小明的信里，有些黯然地回憶了之前準備國考的經(jīng)歷，和“準備高考的勁頭比，有過之而無不及”。她認為，做公務員稱不上是她的理想，但至少能夠保證她的日常生活。
每三個月，她都會去郵局給父母匯款500元。她的父母因病退休已經(jīng)5年，家庭收入依靠每月幾百元的最低保障金維持。
很多前輩告訴竇豆，現(xiàn)在的苦熬，是為了未來部里能分經(jīng)濟適用房。
這是很多參加國考的竇豆們的想法。在準備國考的四個月里，竇豆每天7點起床，抱著水杯和書，去圖書館占座。這些參考書，至今仍珍藏在竇豆的書柜里。它們有的頁碼殘缺，有的書頁翹了起來，上面涂滿了紅、黑、藍的三色注釋。
那時的她，唯一的目標，就是要考上公務員，“所以當時報了比較冷門的部委，可以競爭小一點”。始料未及的是，人人都想著揀容易的路走，于是她當年報考的部委成了焦點。筆試、面試、加試，幾輪下來，竇豆瘦得脫了一層皮。
和她的很多同學相比，竇豆并不滿足自己的現(xiàn)狀。當年跟風考上外交部的小張，去了歐洲鍛煉，收入非常豐厚。沒考上公務員的小周去了一家民營企業(yè)，準備明年五一結婚。更多的同學，則基本上月入3000元以上。
在她看來，做公務員，磨的就是資歷。并且，謹慎、嚴肅的工作氛圍，也讓菜鳥竇豆膽戰(zhàn)心驚。她明確支持蘇小明進入外企的想法。
最近，竇豆迷戀上了《蝸居》。故事的現(xiàn)實和殘忍，有時讓她懷疑，讀了這么多年的書，拼盡全力在千軍萬馬中擠過國考獨木橋，這樣的生活，真的是她想要的嗎？“我會在半夜醒來，想一想曾經(jīng)的努力，和現(xiàn)在的回報。”
盡管，竇豆一再聲明，她的經(jīng)歷并不能作為所有菜鳥公務員的心聲。然而，在北師大東門的地下招待所里，依然有很多菜鳥公務員聚居在那邊，僅僅因為每月僅400元左右的房租。
一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畢業(yè)生哀嘆，他當年以為“吃上皇糧”就是幸運。如今看來，當公務員雖然還算安逸穩(wěn)定，但在北京、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，工作初期的生活可謂捉襟見肘，“要等發(fā)達，可能得十幾年吧”。
應屆趕考者林淘淘對此不以為然。盡管她并不心儀公務員這份工作，但她堅持，參加國考的目的過于功利，必然影響效果。如果僅僅為了收入，國考顯然不是新參加工作的畢業(yè)生首選，“要把目光放長遠”。
蘇小明和陶韜一齊反駁，“大多數(shù)人的首要目的，就是找一份薪水高的工作”。對竇豆們來說，生活的保障也許比所謂的理想更重要。
“選不選擇做公務員，那就要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”
不過，還有一些人放棄的理由更為“名正言順”，美其名曰“為了理想”。
嘈雜音樂伴隨著瘋狂甩頭的人們，李銘叼起一根煙，順手把節(jié)奏放慢了幾拍。他是這家小酒吧的打碟師，僅僅一年已在成都夜店界略有名氣。很難想象，這個四川大學的畢業(yè)生曾經(jīng)順利通過了2009年國家公務員考試，并且筆試、面試都在同列競爭者中排名前列。
當一位穿著夾克衫、白了兩鬢的考官約見他商談薪酬的時候，李銘忽然意識到，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
“國考幫我認識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”一年后，李銘回想起來，認真地說。
面試那天，他穿了西裝、打了領帶，“瞬間卻又失去了方向”。在四四方方積木一樣的辦公室里，他開始想象朝九晚五的生活：電腦、文件、以及說不盡的官場話。他決定放棄這個工作機會。并且他發(fā)現(xiàn)打碟的業(yè)余愛好，居然是他快樂的源泉。
不過在此之前，他是認真參加考試的典型畢業(yè)生。做題的過程中，他甚至感受到高考般充實的快樂。
“誰知道未來會怎樣，但這次放棄，我絕對沒有后悔過。”李銘笑了笑。
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鞠聞參加了2010年的國家公務員考試。他報考了今年的熱門競爭職位。然而，即便在認真準備時，他也想得很清楚，如果有其他任何一個機會，他都會毫不猶豫地放棄公務員。這個應屆碩士畢業(yè)生想成為一個稱職的攝影記者。
宣講會、投簡歷、筆試、面試，陶韜在閑暇之余，也會和鞠聞一樣，想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。這個北京大學的應屆畢業(yè)生并不滿足于現(xiàn)有的某地產(chǎn)集團的Offer。不過說到公務員的職位，他又產(chǎn)生了猶豫。
“這個職業(yè)，并不適合我們這個專業(yè)的人，沒有上升空間。”陶韜的師姐許琮琮說。她當年參加國考，獲得了外交部的職位。最后，她卻放棄，去了一家南方的媒體。
對于這個選擇，許琮琮從未后悔，“參加國考，是每個應屆生逃不掉的任務。但至于選不選擇做公務員，那就要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”。
許琮琮認為，參加國考，大部分都是“跟風”。因此最后放棄國考成果的人，也不在于少數(shù)。
更多應屆生則處在找工作的熱鍋上。林淘淘和她的男朋友劉歡曾因做論文，在人人網(wǎng)做過一個小調(diào)查。調(diào)查結果顯示，75％的應屆畢業(yè)生在找工作的時候，更多考慮的是工作的前途和社會的認可度。
“對很多人來說公務員意味著體面。”劉歡說。林淘淘依然辯解，既然不喜歡，贏了又如何。（文中人物為化名）
